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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存在严重分歧 哥本哈根恐难如愿
 12月5日,两名青年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参加游行。当日,数以万计的英国民众参加由绿色和平组织发起的游行活动,呼吁政府以更加有效的措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新华社发
12月5日,两名青年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参加游行。当日,数以万计的英国民众参加由绿色和平组织发起的游行活动,呼吁政府以更加有效的措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新华社发
 12月5日,人们手举标语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参加游行。新华社发
欧洲可能面临新的冰河时代、马尔代夫等岛国将面临“灭顶之灾”……这是气候等方面的科学家在考虑温室气体排放后给地球开出的诊断书,气候变化已经使“拯救地球”的行动刻不容缓。
12月7日至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会议将重点讨论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后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框架。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会议的结果将改变人类未来的轨迹。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期望被不断调低。多方观点认为,会议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的希望非常渺茫。
发达国家的承诺“留有余地”
根据2007年底的“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大会探讨的未来新的气候协议应包括的两大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2至2020年,又称中期减排目标)的温室气体量化减排目标。
而在减排目标这一谈判焦点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歧严重。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2020年应当在1990年的水平上至少减排40%,而发达国家极力减轻甚至推卸自身的减排责任,目前只有挪威承诺减排40%。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将提高本国减排承诺作为向别国施压、争取国际气候谈判话语权的一种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达国家的承诺表现是“留有余地的”,比如美国将基准年从1990年变为2005年,并且允许20亿吨的非实质减排抵消额度;另外,发达国家的承诺讲条件,比如欧盟30%的减排目标就是以哥本哈根达成国际协议为前提。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还试图更改《京都议定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具体量化减排义务的规定,试图抹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混为一谈,迫使部分“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也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
法新社报道说,欧盟认为中国必须在气候变化上展示领导者角色,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说,没有中国担任领导角色并承担义务,我们不能解决人类气候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排放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如果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一味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在维持正常经济增速下无力承担的减排重任,那就等于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印度年人均碳排放量为2吨,而美国是20吨。鉴于印度的发展水平,任何降低碳排放量的举措都会导致贫困的加剧。1/3以上的印度人目前仍没用上电。眼看着西方因高碳饮食而发胖,如今印度却被要求减肥。
中国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代表吕学都认为,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而言,“发达国家叫做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叫做减排行动。这两个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是自主行动,全部是减排行动,而且是以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能力建设作为条件的。”
除此之外,发达国家内部之间对减排目标也莫衷一是。欧盟作为气候谈判的发起者,始终希望扮演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者,希望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建立一个类似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协议,来约束各国拟定减排时间表,以实现减排目标。
欧盟对美国实行的单方面以自愿为基础而不是以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为基础的国内减排规则表示不满。法国环境部长让-路易·博洛公开批评美国是哥本哈根大会上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
欧盟并不打算新增资金
哥本哈根大会探讨的未来新的气候协议应包括的另一核心内容就是,加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全面有效和可持续的实施,就发达国家履行公约所规定的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技术并提供资金支持做出具体安排。
一些发展中国家提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应对气候变化资金应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由此估算,单是美国就要拿出超过1400亿美元。美国官员表示这一提议是不切实际的。欧盟预计,发展中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每年需要约1000亿欧元资金。
然而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就如何筹措这笔巨资拿出具体的策略,甚至尚未就出资国名单和出资份额达成一致意见。
英国《卫报》报道说,双方在新的资金支持规模上的立场近乎不可调和,发展中经济体要求在2020年之前每年得到4000亿美元,而发达经济体只同意付出1000亿欧元(约1646亿美元)。
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说,哥本哈根会议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发达国家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多少资金,以帮助它们应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并获得控制排放所需的技术。负责此次气候会议的丹麦气候与能源大臣康妮·赫泽高说,“财政方面的决定”是发达国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迄今为止,欧盟既没有确定具体的援助金额,也没有确定各成员国的具体出资比例。英国《卫报》一篇题为《欧盟的气候变化资金援助立场受到指责》的报道指出,一份机密文件显示,欧盟希望使用现有的海外援助资金来帮助穷国应对气候变化,而并不打算新增资金。这份文件曝光了欧盟气候谈判团的资金援助立场,使欧盟面临“给全球气候谈判增加障碍”的指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迎还指出,欧盟此前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是“别人不干,我也干”,但是现在欧盟在资金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带有前提条件”,强调所有国家都要出钱,都要承担义务。
其他发达经济体对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问题所需的援助资金如何安排也尚不明朗。“我们需要数字,不只为了降低温度。哥本哈根会议需要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这件事现在就要开始做”,法国总统萨科齐说。
另据了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用于温室气体减排的资金主要是来源于发达国家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O D A ),这些资金的增加是以削减对发展中国家其他领域比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援助为代价的。
此外,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温室气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方面,吕学都强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是发达国家应以减让、优惠条件或无偿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的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现在发达国家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蒋大和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技术的转让还是要靠市场来实现,知识产权掌握在企业手里,或许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这里先不说转让)可以通过企业间的技术引进来实现,比如前不久拜耳和中国蓝星公司在北京签署的合作协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这样的方式。
形成一个国际气候协议的希望非常渺茫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期望被不断调低。多方观点认为,会议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的希望非常渺茫。
陈迎认为,哥本哈根会议成败的关键在于美国的立场,“美国能走多远,哥本哈根就可能走多远”。但是美国能走多远呢?陈迎说:“显然走不了多远”。首先,美国提出的17%减排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其次,美国也要承担国会能不能批的风险,奥巴马承诺得再多也没有用。美国其实是在重蹈京都气候谈判的覆辙,奥巴马只是把这个未批准的东西拿了出来。
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上个月建议,峰会应以达成一项政治协议为目标,而推迟约束性协定的缔约时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及亚太地区一些领导人均接受该提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伊福·德布尔表示,他赞成至多推迟6个月,到2010年年中的波恩会议上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
但陈迎指出,哥本哈根会议达成政治共识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宣言的话,这是不能接受的,无法向整个国际社会交代。她认为,哥本哈根会议和“巴厘路线图”的使命完全不一样,性质不一样,它不能再是一个路线图了,一定要达成一个可操作性的框架,一些技术细节可以日后再往里面补充。
潘家华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未来做了分析,认为哥本哈根会议以后的挑战会更严峻。如果会议达成一个框架性的政治协定,还有很多细节要在会议以后通过谈判加以明确,例如发达国家的量化中期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管理机制等。
潘家华还指出,对于2020年以后的减排承诺问题,中国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仅有减缓行动可能不足以满足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要求。届时,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如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问题、减排路径问题、非化石能源的比例问题,都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谨防华丽外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
为联合国气候大会而撰写的《哥本哈根诊断》报告指出,从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看,本世纪全球气温平均可能提高7摄氏度。
另外,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计算了到205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50厘米对港口城市带来的危险。就全球而言,136座沿海大城市价值28.21万亿美元的财产将受到影响。仅在美国东部沿海地区,如果海平面上升50厘米,且当地暴雨降雨量达15厘米,那可能将使价值7.4万亿美元的资产陷入危险之中。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气候和贸易挂钩的趋势也愈加明显。发达经济体担心,如果本国工业面临比新兴市场国家更为严格的碳排放限制,那么它们将会丧失竞争力。因此,欧美等国家纷纷打着环境保护的旗号,制定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
据报道,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曾警告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如果它们不在国际减排措施上予以合作,就更有可能遭遇美国国会实施的保护主义举措。
美国众议院今年6月份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以应对气候变化之名将“碳关税”正式纳入世人视野,授权美国总统从2020年起针对一些快速发展却没有尽足够努力减少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采取“边境调节”措施课征惩罚性的“碳关税”。
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是碳关税的积极拥护者。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法国推动欧盟实施了碳关税,美国等其他国家也会跟进,从而有可能改变全球贸易环境,征收碳关税这种环境保护掩盖下的贸易保护行为将严重损害全球贸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宏源曾分析说,气候谈判归根结底是场政治谈判,并且指出,在当今世界还未就减排责任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碳关税很可能只是一个“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借口。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气候变化问题专家许方洁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较为乐观的看法,认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爆发,小范围内来看,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碳关税的征收,那对其国内自身也会有重大的损害,况且中国也会有相应的反击手段。
12月5日,人们手举标语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参加游行。新华社发
欧洲可能面临新的冰河时代、马尔代夫等岛国将面临“灭顶之灾”……这是气候等方面的科学家在考虑温室气体排放后给地球开出的诊断书,气候变化已经使“拯救地球”的行动刻不容缓。
12月7日至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会议将重点讨论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后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框架。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会议的结果将改变人类未来的轨迹。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期望被不断调低。多方观点认为,会议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的希望非常渺茫。
发达国家的承诺“留有余地”
根据2007年底的“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大会探讨的未来新的气候协议应包括的两大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2至2020年,又称中期减排目标)的温室气体量化减排目标。
而在减排目标这一谈判焦点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歧严重。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2020年应当在1990年的水平上至少减排40%,而发达国家极力减轻甚至推卸自身的减排责任,目前只有挪威承诺减排40%。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将提高本国减排承诺作为向别国施压、争取国际气候谈判话语权的一种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达国家的承诺表现是“留有余地的”,比如美国将基准年从1990年变为2005年,并且允许20亿吨的非实质减排抵消额度;另外,发达国家的承诺讲条件,比如欧盟30%的减排目标就是以哥本哈根达成国际协议为前提。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还试图更改《京都议定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具体量化减排义务的规定,试图抹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混为一谈,迫使部分“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也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
法新社报道说,欧盟认为中国必须在气候变化上展示领导者角色,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说,没有中国担任领导角色并承担义务,我们不能解决人类气候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排放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如果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一味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在维持正常经济增速下无力承担的减排重任,那就等于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印度年人均碳排放量为2吨,而美国是20吨。鉴于印度的发展水平,任何降低碳排放量的举措都会导致贫困的加剧。1/3以上的印度人目前仍没用上电。眼看着西方因高碳饮食而发胖,如今印度却被要求减肥。
中国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代表吕学都认为,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而言,“发达国家叫做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叫做减排行动。这两个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是自主行动,全部是减排行动,而且是以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能力建设作为条件的。”
除此之外,发达国家内部之间对减排目标也莫衷一是。欧盟作为气候谈判的发起者,始终希望扮演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者,希望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建立一个类似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协议,来约束各国拟定减排时间表,以实现减排目标。
欧盟对美国实行的单方面以自愿为基础而不是以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为基础的国内减排规则表示不满。法国环境部长让-路易·博洛公开批评美国是哥本哈根大会上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
欧盟并不打算新增资金
哥本哈根大会探讨的未来新的气候协议应包括的另一核心内容就是,加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全面有效和可持续的实施,就发达国家履行公约所规定的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技术并提供资金支持做出具体安排。
一些发展中国家提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应对气候变化资金应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由此估算,单是美国就要拿出超过1400亿美元。美国官员表示这一提议是不切实际的。欧盟预计,发展中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每年需要约1000亿欧元资金。
然而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就如何筹措这笔巨资拿出具体的策略,甚至尚未就出资国名单和出资份额达成一致意见。
英国《卫报》报道说,双方在新的资金支持规模上的立场近乎不可调和,发展中经济体要求在2020年之前每年得到4000亿美元,而发达经济体只同意付出1000亿欧元(约1646亿美元)。
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说,哥本哈根会议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发达国家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多少资金,以帮助它们应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并获得控制排放所需的技术。负责此次气候会议的丹麦气候与能源大臣康妮·赫泽高说,“财政方面的决定”是发达国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迄今为止,欧盟既没有确定具体的援助金额,也没有确定各成员国的具体出资比例。英国《卫报》一篇题为《欧盟的气候变化资金援助立场受到指责》的报道指出,一份机密文件显示,欧盟希望使用现有的海外援助资金来帮助穷国应对气候变化,而并不打算新增资金。这份文件曝光了欧盟气候谈判团的资金援助立场,使欧盟面临“给全球气候谈判增加障碍”的指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迎还指出,欧盟此前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是“别人不干,我也干”,但是现在欧盟在资金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带有前提条件”,强调所有国家都要出钱,都要承担义务。
其他发达经济体对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问题所需的援助资金如何安排也尚不明朗。“我们需要数字,不只为了降低温度。哥本哈根会议需要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这件事现在就要开始做”,法国总统萨科齐说。
另据了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用于温室气体减排的资金主要是来源于发达国家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O D A ),这些资金的增加是以削减对发展中国家其他领域比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援助为代价的。
此外,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温室气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方面,吕学都强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是发达国家应以减让、优惠条件或无偿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的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现在发达国家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蒋大和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技术的转让还是要靠市场来实现,知识产权掌握在企业手里,或许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这里先不说转让)可以通过企业间的技术引进来实现,比如前不久拜耳和中国蓝星公司在北京签署的合作协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这样的方式。
形成一个国际气候协议的希望非常渺茫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期望被不断调低。多方观点认为,会议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的希望非常渺茫。
陈迎认为,哥本哈根会议成败的关键在于美国的立场,“美国能走多远,哥本哈根就可能走多远”。但是美国能走多远呢?陈迎说:“显然走不了多远”。首先,美国提出的17%减排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其次,美国也要承担国会能不能批的风险,奥巴马承诺得再多也没有用。美国其实是在重蹈京都气候谈判的覆辙,奥巴马只是把这个未批准的东西拿了出来。
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上个月建议,峰会应以达成一项政治协议为目标,而推迟约束性协定的缔约时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及亚太地区一些领导人均接受该提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伊福·德布尔表示,他赞成至多推迟6个月,到2010年年中的波恩会议上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
但陈迎指出,哥本哈根会议达成政治共识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宣言的话,这是不能接受的,无法向整个国际社会交代。她认为,哥本哈根会议和“巴厘路线图”的使命完全不一样,性质不一样,它不能再是一个路线图了,一定要达成一个可操作性的框架,一些技术细节可以日后再往里面补充。
潘家华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未来做了分析,认为哥本哈根会议以后的挑战会更严峻。如果会议达成一个框架性的政治协定,还有很多细节要在会议以后通过谈判加以明确,例如发达国家的量化中期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管理机制等。
潘家华还指出,对于2020年以后的减排承诺问题,中国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仅有减缓行动可能不足以满足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要求。届时,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如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问题、减排路径问题、非化石能源的比例问题,都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谨防华丽外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
为联合国气候大会而撰写的《哥本哈根诊断》报告指出,从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看,本世纪全球气温平均可能提高7摄氏度。
另外,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计算了到205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50厘米对港口城市带来的危险。就全球而言,136座沿海大城市价值28.21万亿美元的财产将受到影响。仅在美国东部沿海地区,如果海平面上升50厘米,且当地暴雨降雨量达15厘米,那可能将使价值7.4万亿美元的资产陷入危险之中。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气候和贸易挂钩的趋势也愈加明显。发达经济体担心,如果本国工业面临比新兴市场国家更为严格的碳排放限制,那么它们将会丧失竞争力。因此,欧美等国家纷纷打着环境保护的旗号,制定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
据报道,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曾警告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如果它们不在国际减排措施上予以合作,就更有可能遭遇美国国会实施的保护主义举措。
美国众议院今年6月份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以应对气候变化之名将“碳关税”正式纳入世人视野,授权美国总统从2020年起针对一些快速发展却没有尽足够努力减少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采取“边境调节”措施课征惩罚性的“碳关税”。
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是碳关税的积极拥护者。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法国推动欧盟实施了碳关税,美国等其他国家也会跟进,从而有可能改变全球贸易环境,征收碳关税这种环境保护掩盖下的贸易保护行为将严重损害全球贸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宏源曾分析说,气候谈判归根结底是场政治谈判,并且指出,在当今世界还未就减排责任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碳关税很可能只是一个“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借口。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气候变化问题专家许方洁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较为乐观的看法,认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爆发,小范围内来看,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碳关税的征收,那对其国内自身也会有重大的损害,况且中国也会有相应的反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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